家贫念贤妻，国乱思良将。
对企业来讲亦是这样，特别是企业陷入困境中，依赖自己力量很难解决的时候，老板总是寄期望找来一个强人，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。
像刘备得了诸葛亮那样，如鱼得水，才开始看到鼎足三分的期望。
然而，诸葛亮要从容的施展所学更不是那样容易，第一他没好看的履历，除去念书耕地，看不出以往的工作成绩，虽然说得头头是道，干起来效果如何，刘备心里也没底。
关张兄弟更是怀着看笑话的心态冷眼傍观。
等到曹操来攻，检验孔明本事的时候，刘备真不含糊，给了孔明尚方宝剑，连自己都听孔明的调度。
关张等心里虽不服，也不敢违抗命令，结果，博望坡一把火让刘备心里踏实了，关、张也服了。
诸葛亮这才算站稳了脚跟。
历史上像刘备和诸葛亮君臣相知这么深的寥寥无几。
实践证明，经理人可以玩好的不多，缘由何在。
对于经理人，基本上跟老板会有一个蜜月期，相互都抱着较大的期望，等过了蜜月期，一旦老板的信赖和支持降低，他便非常难施展。
唐朝有个著名的奇袭的战役：李愬雪夜袭蔡州。
假如没唐宪宗的耐心和支持，李愬恐怕也很难成功。
李愬接手时，唐朝军队屡战屡败，士气低落，厌战情绪非常高，李愬放出口风说自己是个胆怯的人，只想治理好唐州，不会去攻打吴元济的军队，以此来稳定军心。
然后徐徐培养士气，总结经验，练习军队，等到军心可用了，打一些小仗来树立将士的信心。
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致工作的漫长过程。
多数情形下，老板和空降兵的耐性都没那样持久，到来就期望烧三把火，一炮打响。
可是火总是没烧对他们，该烧的没烧到，不该烧的又烧到了。
弄得人心惶惶不少，威信一下子就烧没了，再烧就不灵了。
经理人没根基，虽然有来自老板的授权，表现上可以发号施令，可是公司元老勋旧不买账，号令便下不去，或下去了也变了味。
这就要看老板是否一个强悍的老板，前秦的苻坚支持一介书生王猛施政，把那些对王猛做事设置障碍的勋旧一一清除掉，让所有些羌族权贵才屏声敛气，王猛的改革才得以大刀阔斧的进行，前秦非常快就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。
经理人改革势必触及到元老勋旧利益，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，势必遭到他们的猛烈反击，汉景帝时晁错为刘家的江山社稷着想，提出削藩之策，等到吴王起兵之后，晁错的政敌袁盎对汉景帝说，吴王起兵完全是由于晁错，杀了晁错吴王就会罢兵了，汉景帝便把晁错腰斩了，他觉得能让吴王罢兵抛弃晁错这颗棋子没什么不能的。
宋仁宗的庆历新政，搞了一年四个月就夭折了，主政的范仲淹即到重贬。
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倡导，触及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，反对之势汹汹而来。
而仁宗不是一个性格强悍的皇帝，顶不住重压，便中途而废，空余一个富国强兵的梦想。
到宋神宗时，皇帝是一个性格强悍的皇帝，可以为王安石扫清障碍，推行了几年，成效还没来得及显现，弊病还没有来得及调整，神宗驾崩了，变法的强力后盾没了，新法立刻被废除去，王安石即遭贬黜。
比起王安石来，商鞅、吴起的结局就悲惨的多了，由于他们的变法，国富民强，可是那些私利受损贵族并不因此感激他们，相反对他们恨之入骨，一旦强大的庇护没了，残酷的报复便随之而来。
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换了一个领导，就意味着权力格局的调整。
新领导期望我们的意图可以贯彻，就需要打造我们的一套班底，比较容易去清洗原来实行层面的人，由此不可防止地带来巨大的震动。
而一些投机者则应运而出，强方百计去迎合新领导，他们实行的时候总是夹带私货。
王安石变法便是这样，宋朝后面的士医生评价他都说他错用了小人。
三国里写诸葛亮过江东舌战群儒说，在面对张昭的责难，指出刘备得了他之后混的反不如之前。
诸葛亮回击中有一段用治病来比喻的话：譬如人染沉疴，当先用糜粥以饮之，和药以服之；待其腑脏调和，形体渐安，然后用肉食以补之，猛药以治之：则病根尽去，人得全生也。
若不待气脉和缓，便以猛药厚味，欲求安保，诚为难矣。
经理人假如不考虑这个企业病势尫羸，一味的下猛药，这个病号便受不了。
像北朝的前秦，王猛改革前，还算健壮，改革后，高歌猛进，占了不少地盘，降服了不容的部族权势。
可是吃进去了，没消化。
王猛临死时，警告苻坚警惕这个问题，可是苻坚着急一统天下，执意去征江东，以八十万对八万，结果肥水大败，两年后国破身灭。
空降的领导困难玩得动，也跟这整个职业环境和职业生态有关系。
目前的环境总是是老板不职业，经理人不职业，职员不职业。
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了，人却困难跳出历史文化的局限。
反过头来看，老板们还是感觉自己培养的干部好使，而空降兵同样会感觉还是我们的子民兵好使。
就像唐代，没有效的府兵规范，玄宗后面的文臣武将再也难做到出将入相了，到宋朝时，兵将离别，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养了很多的军队，打仗却不管用。
空降的人才要好使，要玩得转，得有一个底层的基础，即是整个商业环境的职业化水准到达一定量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