班加罗尔华人创业人士在筹备年终派对 欢迎关注创事记的微信订阅号：sinachuangshiji 文/胡剑龙 来源：剑龙出印度记（ID：seeindia） 同意老东家《南方周末》的邀请，在新年特刊上发了这篇稿子，写的是我的朋友和校友万洪。
2015年底，他在班加罗尔创立消费贷企业KrazyBee，现在已成长为行业翘楚。
这不止是他的故事，也是一个一同体的故事，更有一个年代的影子。
这篇2000字的稿子，其实也是对我2017年的交代。
祝福朋友们。
印度班加罗尔和美国纽约代表两种不一样的喧嚣。
2017年12月21日，接通万洪微信时，我端坐在班加罗尔甘地路上的Barton广场，汽车喇叭声一刻不停，我被一个巨大的噪声气旋围住。
这一天，他在纽约，身后是中国在线信贷企业生产出的财富喧嚣。
在趣店、和信贷、拍拍贷、信而富、融360之后，分期乐母公司奥创马上上市。
陪分期乐的兄弟们看看，感受下。
除去与有荣焉的参与感，更有万洪的自我期许。
私底下，和班加罗尔华人圈的朋相处时，他并不掩饰我们的目的把印度版分期乐KrazyBee送到纳斯达克。
KrazyBee的出现，预示着中国全球化道路上的新景观。
现在，中国输出的，不止是五花八门的中国制造，还有新的网络商业模式。
逃离深圳 派驻班加罗尔华为研究院五年后，2015年底，万洪被华为调回深圳总部。
两个月后，他决定辞职，回到班加罗尔。
张鹏曾在康佳印度工作五年，走在（深圳）大街上，就自然地咧开嘴笑。
他说，每次回深圳，这里的秩序感都让他非常舒畅，但在印度却是奢侈品。
而奉调回国，对在国外打拼的华为职员，同样意味着幸运。
班加罗尔穆斯林家庭的一场满月酒 班加罗尔号称印度硅谷，即使在交通效率常见不高的印度，班加罗尔也以堵城著称。
Hosur路贯城而过，两侧都是些驰名世界的企业。
但，在早高峰，10公里的路程，常常需要耗费两小时。
揣着干出一个印度版分期乐的梦想，万洪回到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。
华为印度研究院曾在这里办公。
当时就在研究分期乐，想着去验证这种中国模式在印度有没可能性。
万洪说。
他在深圳罗湖口岸边的公寓里琢磨时，结识了楼下的邻居，一位分期乐的职员。
他把万洪介绍给分期乐的高管。
后来在班加罗尔成立的KrazyBee，其种子资金就来自分期乐。
为何他们会投你？ 其实，大家不是印度第一家，印度已经有人开干了。
大家晚了四五个月。
还好，万洪赶上了印度网络金融的风口。
2015年正是印度的互金元年。
现在被风险投资家追捧的企业，譬如Bankbazzr、Incred、Capital Float等，都在2015年成立。
华为基因 KrazyBee的初心，也来自他在华为印度研究所工作时遭受的挫折。
那时，他负责华为手机在印度高校的销售。
非常快他就意识到，这是块难啃的骨头。
现在，印度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，购买力很有限，大多数印度学生的月支出，少于5000卢比（约合500人民币），这意味着，不吃不喝，也要两三个月才能买部手机。
万洪到印度银行，询问能否给学生提供消费贷款，银行反问他，你如何能相信学生呢？ 在印度大学遭受的挫折，也并不是没回报。
第一，他对印度大学生的痛点了然如心；第二，他在印度的高校打造了强大的资源互联网。
在成立近两年后，Krazybee的职员数已过百人，他们还管理着两千多名分布于全印的兼职学生。
而坐落于班加罗尔东北部whitefield区的华为研究所，可谓万洪的另一所印度母校。
万洪出生于江西景德镇，2005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毕业，同系校友包含小米开创者雷军。
雷军一向对武大校友关照有加，KrazyBee近期一轮的800万美金筹资，悉数来自小米。
印度土豪送给笔者的一盆腌辣椒 华为是万洪的第一份工作。
2010年，他被派到印度研究院。
在华为系统，印度研究院享有盛名。
在国外，除印度外，华为还在墨西哥、罗马尼亚设立研究院。
其中，印度研究院共有三千多名印度职员，规模最大。
万洪在这里工作了6年。
他的一位前同事评价万洪，在大家这里，他也挺有个性的，认准的事情，必然会坚持，推着印度人往前。
华为印度研究院的中国职员一百多人，篮球场、KTV、中国饭店等，一应俱全。
加上所在的whitefield区距离市中心较远，大多数华为工程师与当地社会接触甚少。
万洪是这类理工男里的另类。
由于我英语最好，常常有印度企业或者什么官员来参观，都是我去接待。
他由此接触到很多印度人。
而华为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，它积累的全球化管理经验，也惠及到从华为走出去的创业人士。
万洪感叹，印度研究院真是把印度人用到了极致，两千多名职员，大多数时间，都在全球各地给顾客提供技术服务。
Chinda组合 在印度华人创业圈，万洪和其CEO印度人Madhusudan的Chinda组合，着实叫人眼红。
Madhusudan和万洪共事六年，双方的家庭成员，他们都很了解。
大多数中国创业人士，来印度不到三年，找到可靠的印度管理者，成为创业路上最大的障碍。
一天两次喝茶的时间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，一去就是一个小时，你说如何搞？ 不让喝茶，有些职员就不干了。
常常请假。
刚有人说家结婚，请假一个星期。
还没有上班几天，又怎么说家叔叔去世了，又要请十几天。
印度职员的极品表现，成为中国创业人士聚会时的谈资。
你让中国人去管理印度人，他（印度人）不搞死你呢？他反问，只能让印度人去管理印度人。
这也是他从华为学到的非常重要的经验。
中国人有哪些用途，就是拟定计划和策略，并和印度合作伙伴达成一致，然后，让他去实行。
显然，这得益于他和印度人长期相处的经验。
印度人和中国人，某种程度很像的。
改变生活的欲望也非常强烈。
他讲解。
他察看到，特别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，他们以前由于种姓低，社会阶层固化，没机会。
过去二十多年，信息和网络产业进步，印度不少低种姓人得以改变命。
这让万洪相信，印度受目的驱使，是可能的。
在印度，KrazyBee的Chinda模式成为中国创业人士效仿的对象。
而在资本市场，中国投资者们也正在挖掘网络出海的中国创业人士们，以上海的大观资本为例，他们投资的创业公司遍布全球，包含美国、南非、印尼等。
在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，每一个月都会有新的中国创业人士在此落户。
